新時代需要點新觀念
總的來說，我認為“時代在變，環境已非”，政黨對青年工作的思維也要改變。我認為這個時代需要一點新觀念。就像馬蕭在2008年的青年政策一開頭就提到過：“每一個新時代的到來，青年都是時代改革的領航者，同時也是新觀念的見證人，青年的態度決定了台灣未來的走向”。我認為，包括經濟新舊結構的交替，加上全球化政經風險等問題的不斷出現，正表示著一個新的時代的來臨－是一個不連續的時代。但問題是，這個新時代需要甚麼新觀念呢?我扼要的舉兩個例子來提供兩黨參考：
兩岸交流也是兩岸價值的競賽
第一、這個時代的青年政策必須要有一個基本的認知，我們這一代年輕人面對的是一個更開放、更緊密的世界中，簡單來說，我們都活在相同的魚池中，無論生活在世界的任何角落，誰也無法獨善其身。所以，民進黨反對開放陸生來台和採認大陸學歷，是把自己給困在舊的時代了。過去兩岸長期互不往來、不交流是1949年的國共內戰，這是由於歷史上偶然的因素造成的。但兩岸關係是被鑲嵌在一個更大的全球化脈絡之下，所以，當中國大陸1989年改革開加入全球化的行列後，兩岸交流正常化就是一條遲早得走的路，更別提兩岸還是同文同種了。但這條路上，台灣與大陸除了經濟上的交往外，更重要的就是兩岸在價值上的競賽，誰更重視世代正義、人權和民主，台灣現在雖保持領先，但這中間還有很多在這個新時代要重新反思和再努力的空間。這是我對民進黨的建言。
起業型社會與社會型企業
再舉一個例子，我認為“馬政府”光提一些亂槍打鳥的創業就業，和一堆批發式或包式的青年計劃，都極缺乏前膽性的思維和視野。我認為，“起業型社會”與“社會型企業”也是這個時代需要的另一個新觀念。因為，這個時代需要鼓勵大量的年輕人去創業，但創甚麼樣的業呢?社會型起業就是以“公共利益”為目標的“營利事業”，最著名的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努斯創立的“葛拉敏”（鄉村）事業體，且在全球都已有成功複製的經驗。在台灣也有一些人在努力嘗試，包括社區及微型企業。而且，舊的企業體要轉換為“社會型企業”其實並不容易，可以想見，社會型企業必定大多是新創的事業。從青年政策的角度來說，推動起業型社會與社會型企業幾乎是“一體兩面”。台灣應鼓勵年輕人“勇敢的”創業，且更該鼓勵的是“社會型企業”的創業。因為，“社會型企業”能提供現在商業體系無法滿足的服務，對於現在許多新的資本主義所產生的困境，也能提供一部分緩解的路徑。並且，也會有更強大的動機去擴大雇用－這不但有助於減輕失業，也可同時的解決許多的社會沉屙。上述是我各自對兩黨來做個比較簡要的小建議。
李允傑：因為時間關係，我們進行最後一輪總結與補充。
李政毅：政黨如何讓人民感到有希望最重要
今天很多人談到在青年政策上政府的角色是甚麼，我想有很多東西都一直在重演。我記得2006、2007和2008年陳水扁執政第二任、民進黨尋求連任的時候，內部有個很重要的聲音跑出來說，我們做這麼多事都沒有人知道，我們要全力以赴多加宣傳。我們就出了很多宣傳，如雪隧、高鐵等等政績，在電視上打很多廣告，結果我們還是輸了2百多萬票。
我在這邊只是提醒說，你做甚麼事情，台灣人民基本上都認為選你出來就是要你做事情，不要跟我講人情。重點是說，本來政府的角色就是為人民做事，做不好我罵你，做得好我不會給你鼓掌。所以關於青年這一塊，我當然知道，無論在民進黨執政期間，還是在馬“總統”執政的時候，一定都做了很多，不可能甚麼都沒有做。
我認為，政黨如何給人民光榮感覺、一個未來價值的取向，讓人民感到生活有希望，才是最重要的，所有的政績都是應該做的。
李健豪：除了菁英層面的交流兩岸基層民眾的交流更重要
簡單來說，關於青年政策與兩岸交流部分，剛才大家提到青年人注重光榮與理想性，對此我也承認，因為年輕人的確會在一開始被這種東西所感動。當最後要做決定的時候，有點像是回歸理性，理想與願景的確是非常美好，但我覺得最後還是要回歸到哪一個政黨才能真正做到上述這些理想與願景，這才是最重要的地方。
兩岸交流部分，我覺得如果能夠在比較菁英式的交流外，拓展到庶民文化的交流、兩岸基層民眾的交流，對兩岸交流才有正面助益。另外一個給友黨的建議是，如果可以的話，或許也可以多多與對岸做交流，或許在兩岸問題上我們會比較有共識可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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