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特威德事件到30年後揭黑人員上升這段時間，確實有幾個成功的改革獲得通過，這些變化大大地限制了個人的行為。19世紀70年代的金融危機以後，許多州對市政府借錢施加了限制。到1900年，秘密投票和公開的政府賬簿成為行為準則。這些改革強化了經濟、地理和民主對政客和選民的限制機制。
機構改革、政府內部機構的重新設置以及政府責任的擴展，需要政府理論的發展。它也需要許多其他制度的發展，包括市民協會、游說組織，以及獨立的、無黨派的新聞界，這是最為重要的，通過新聞界可以產生、提煉和傳播新的思想。
新的專業化組織以及無黨派的新聞媒體於19 世紀70 年代出現。20 世紀的頭5年，揭黑人員，揭露腐敗行為的新聞記者，主導著大眾新聞媒體。這掀起了機構改革的第一浪，在1904~1908之間達到高潮，並一直持續到1910 年（McCormick，1981 ）。
更寬泛地說，新的改革可以分為四種：以再造政府內部結構為目的的機構改革，以重塑政府和企業關係為目的的監管改革，以消除選舉中的贊助和欺騙為目的的選舉改革，以及以改善美國人民生活為目的的社會改革。改革者對於專家以及將大型企業的層級結構模式運用於政府充滿信心。他們模仿了許多大企業所進行的機構改革。他們更偏好行政機構而不是立法機構，也更偏好把市政府組織成職能部門—行政部門、准獨立的委員會、管制委員會，以及市政企業。他們試圖通過行政機構條例使市政職員免於政治壓力，並且深信假如雇用了合適的人，他們就會自然而然地把工作做得最好。
想闡明20世紀30年代之前改革的影響並不容易。首先，改革是內生的。第二，發現改革的結果也很困難，因為許多進步黨的有些改革可能會使腐敗增加，例如公用事業和公交運輸企業的市政府所有，以及商業管制的增加。今天大多數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建議，對政府所有的企業進行私有化，以及政府對企業的管制應該受到一定的限制（Kaufmann，1997）。可能的情況是，美國當時的改革者對腐敗的理解沒有我們現在那麼全面，然而數十年的政治思想已經融進了美國的改革。愛德華•格萊澤（Glaeser，2001）所提供的解釋可能是可信的。改革者對於建立一個能夠把事情做好的政府與建立一個能夠阻止腐敗的政府同樣感興趣。此前監管市政合同和特許權的意圖已經證明，降低成本比保持質量更容易。另一方面，市政職員降低成本的動機較弱，而提高產出和增加就業的動機較強。減少腐敗是進步主義時代改革的眾多目標之一，這些改革在20世紀的前20年得以繼續。
假如我們把視線從古老的中心城市轉向郊區以及美國西南部較年輕的城市，一幅有微小差異的改革畫卷就會浮現。這些市政機構採用了一系列改革，它們不同於在北部和中西部大城市比如芝加哥和紐約所採用的改革。許多郊區和西南部城市廢除了市長—議會式的政府，轉而採用了“准企業”委員會或者城市經理（City Manager ）的形式。他們沒有把管制擴展到同樣程度，而且盡可能避開市政府所有權。本地公共產品的提供完全私有化，而不是實行市政合同或者政府供給，這一模式在郊區迅速擴展。如今，在很多社區裡，業主協會雇用和監督諸如垃圾清掃和公共環境維護這類服務。這些改革產生了較低的腐敗，儘管郊區和陽光地帶有較高的財富和經濟增長，但是郊區以及陽光地帶城市的腐敗比北部和中西部的老中心城市要少得多（Bridges，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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