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邊界為城市腐敗增加了另一個限制。城市是州的產物，也要服從於州的法律。州政府以及聯邦政府可以調查和起訴市政府官員。在美國的城市裡，法院體系相對受到保護，法治一般也能得到執行。
考慮到腐敗的種種限制因素，我們可能會對政客的腐敗行為感到奇怪。然而，1880~1930 年存在一些有利於腐敗的條件。企業和居民離開城市的能力可以制約腐敗，但是離開城市的費用在進步主義時代比之前或者之後都要高。一些城市通過合併邊界實現了不斷擴展。郊區居民接受合併的意願表明，城市邊界外的居民和企業較之於對腐敗的擔憂更看重城市的服務。技術也決定了企業對城市位置的評價。19世紀80年代以後，兩個事件加速了城市經濟活動的集中。全國性的鐵路系統創造了一個真正的全國大市場，電車使大量工人居住在郊區而在中心城市工作成為可能。城市的衛生以及城市、郊區的不動產價值開始上升（Mills和Hamilton ，1994；Werner，1978）。這些發展使得大企業離開城市的政治邊界變得更困難，因而提高了腐敗的可持續水平。對大規模蒸汽機工廠的依賴不斷增加也使企業把廠址設置在運送煤炭的鐵路系統附近。
到20世紀20年代，汽車和卡車使居民離開中心城市到郊區以及城郊結合部成為可能。20世紀50年代以後，貨車以及跨州高速公路系統大規模地取代了鐵路，用於較輕貨物的長途運輸。小汽車把工人從電車裡解放出來（Bottles，1987；Garreau，1992；Mills 和Hamilton ，1994）。新的交通體系並沒有破壞中心城市。一些大而古老的城市在1950年及以後，人口達到了頂峰，隨著服務業的工作機會不斷替代製造業的工作機會，許多大的中心城市的人口現在基本保持穩定，城市內部的各種因素降低了一個中心城市在企業和富有居民離開之前可以支持的腐敗水平。電力體系和電動機的發展使製造工廠從煤炭、運送煤炭的鐵路系統裡解放出來。
1930年之前，大城市裡出現了數量更多、質量更好的政府服務和產品，這也鼓勵居民和企業呆在城市裡。20世紀30年代以後，相對於郊區而言，中心城市逐步失去了這些優勢。1880~1930 年這段時期，政府的責任迅速增加。在這段時期的早期，中心城市在生產新的公共產品的和政府提供的服務方面顯示出其優勢。而對於不斷擴展的郊區來說，供水和排水設施特別昂貴，修建也很困難；在教育方面，建設新的學校，尤其是成本高昂的高中需要大量的資本支出。隨著時間的流逝，郊區逐步改善了公共產品的數量和質量，因此中心城市的優勢開始下降。
在許多州，州一級的改革迫使城市共享大的基礎設施體系，比如供水。郊區的市政當局學著怎樣借錢以及如何進行自己的基礎設施建設。郊區人口開始增加，逐漸變成了小城市，而人口的增加能夠支撐高質量的政府公共產品和服務。隨著居民和企業搬遷到郊區，中心城市發現自己處於基礎設施老化和貧困人口比例相對較高的境地，這就使政府產品和服務的質量優勢逐漸從中心城市轉移。可以忍受的腐敗水平下降了。
競爭限制了腐敗，但沒有消除它，因為城市之間並不是完全可以替代的。對企業來說，從一個地方換到另外一個地方總是有成本的。規模較大的城市，比如紐約、芝加哥和波士頓，是最具價值的商業地點。它們是最大銀行的總部所在地，也是主要的批發市場、最大規模的人口以及最容易流動和最熟練的勞動力市場所在地。許多企業需要留在最大的城市裡，這使大城市裡的政客擁有了壟斷力量，從而可以解釋最大的城市是最腐敗的結論。
腐敗的路徑
我現在開始考慮在進步主義時代這些力量怎樣形成了腐敗，以及美國城市政府的特點。當時的報道以及占主流地位的美國城市史已經刻畫出了受賄、盜用公款、貪污、回扣、非法經商、內幕交易、掩護犯罪、討伐有野心的政治對手等。非主流的歷史學已經把這些事例置於歷史敘述的地位。對城市腐敗進行個別式討論的一個重要起點是林肯•斯蒂芬斯為《麥克盧爾》（McClure’s）雜誌所寫的系列文章：《城市的恥辱》（［1904］1957）。斯蒂芬斯的文章寫於1901~1903 年間，這些文章的目的是告訴讀者在哪裡可以發現腐敗。斯蒂芬斯並不是一個沒有偏見的觀察者。他認為美國的商人，除了窮人和異教徒以外，是腐敗的源泉，但他沒有花時間去研究政治機器。他對每一個政府的責任以及私人部門的參與者表示懷疑，他的文章詳細描述了20世紀之交美國城市的腐敗。
新政時期的城市腐敗可以分為四種基本類型：（1 ）挪用公款，（2 ）源自公共合同和特許權的貪污，（3 ）監管腐敗，包括與犯罪活動有關的腐敗行為以及（4 ）內幕交易。
路徑一：挪用公款
在進步主義時代它很少發生，公開賬簿使市政管理機構保持誠實。公開賬簿是新政時代最早的、爭議最少的、也是最成功的改革之一
挪用公款最令人注目的特點是在進步主義時代它很少發生。1880~1930 年間，關於挪用公款的報道非常少。斯蒂芬斯只描述了三個案例，而且只有一個被證實。在匹茲堡，市檢查官辦公室的30萬美元不翼而飛。付訖支票表明至少有10萬美元直接到了匹茲堡市的黨魁弗林手中。當時的10萬美元在2004年值200 萬美元。
同時代的人也注意到了政客們的自我控制。這是威廉•賴爾登在其非常有趣的一本書中提出的主要觀點之一，該書根據對坦慕尼協會成員喬治•華盛頓•普倫凱特的採訪寫成。普倫凱特解釋說，“賬簿無疑是很好的”，“市財政也是令人滿意的。一切都很好。他們［改革者］向我們表明，坦慕尼協會各部門的頭頭們在法律範圍內關照他們的朋友，給他們盡可能的機會以獲取誠實的賄賂”（Riordan [1905] 1994 ，第56頁）。當時的投資者也發現通常情況下市政府是值得信賴的。市政債券被認為是安全的，並從1880年開始以較低的利率發行。
公開賬簿使市政管理機構保持誠實。公開賬簿是新政時代最早的、爭議最少的、也是最成功的改革之一。起初只是個別城市，後來聯邦政府進行了規定，城市要公開他們的賬簿。1902年，美國普查局（Bereau of Census）開始公布城市的年度支出，資料來源於由該局雇用和培訓的會計所調查的城市賬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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