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徑二：從合同和特許權獲得賄賂
建築合同是腐敗最有利可圖的來源，但是城市經營特許權的價值更高
腐敗的第二種形式，從合同和特許權獲得賄賂，回報更高。有野心的政府官員（選舉的或者任命的）發現，規避政府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法律規定並不難。
1880年以後，地方政府負責或者安排一系列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有時市政府與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私人公司簽訂合同，比如街道清掃、為政府醫院提供藥品。有時，市政府安排有特權的公司直接向公眾提供服務。在另一些情況下，政府通過其相關部門或者市政所有的企業直接提供公共服務。盜用公款很少發生，但是腐敗合同並不少見。甚至在內戰之前，市長就把市政合同送到最忠誠的報紙出版商印刷。據斯蒂芬斯所說，到20世紀初，市政府會把錢存在聖路易斯、費城和紐約有特權的銀行裡。在聖路易斯，市政府醫院購買的藥品以及城市救濟院購買的百貨都是由特許供應商提供。聖路易斯市的政治老板科洛納爾•巴特勒，為獲得垃圾清掃合同向公共衛生局的職員行賄2500美元，最後被判有罪（Steffens[1904] 1957，第23~24 頁、第40頁、第147 頁、第207 頁）。
最有利可圖的是建築合同。許多政治老板投資於建築公司。在匹茲堡市，黨魁弗林“積極參與公共合同”。他為城市修建了很多建築、街道和橋梁（Steffens [1904] 1956 ，第115~24 頁）。在費城，政治老板馬丁的商業合夥人波特管理建築合同（Steffens [1904] 1956，第145 頁）。在紐約，“坦慕尼協會在公共產品的貪污方面有一套良好的體系”（Steffens [1904] 1956，第210 頁）。20世紀初，坦慕尼協會的老板，查爾斯•墨菲，在他弟弟的建築公司是不參加具體經營的合夥人，這家公司紐約合同承包和貨車運輸公司名為紐約合同承包和貨車運輸公司（New York Contracting and Trucking）。1905年，這家企業和查爾斯•墨菲的子公司簽署了價值1 500萬美元的市政合同（Allen，1993，第211頁）。
改革者意圖阻止這些腐敗行為，但是與反對挪用公款取相比，顯得很不成功。雖然要求競爭性投標的法律已經通過，斯蒂芬斯的研究顯示，在匹茲堡和費城，投標被非法操縱，為使某一個投標者獲得特權，還專門設計了一些特殊環節。投標中也經常發生共謀行為。普倫凱特報道了投標者就政府盈利性拍賣進行共謀（Riordan [1905] 1994，第55頁）。競爭性投標的規定可以降低成本，但也鼓勵了低質量。質量問題促使改革者採用不尋常的改革，用市政部門或者市政所有的企業取代私人生產者。從效率的標準來看，用市政所有代替私人供給是一種值得懷疑的策略，因為雖然市政職員沒有降低質量的動機（Glaeser，2001），但他們也幾乎沒有降低成本的動力。
根據斯蒂芬斯的觀點，腐敗合同既提高了公共產品的價格又降低了公共產品的質量，但是改革時代美國的城市明顯避免了由腐敗合同導致的一個代價高昂的問題，即腐敗鼓勵政府選擇錯誤的項目。現代腐敗國家把資源從高社會受益、低腐敗機會的項目轉移到低收益但更多腐敗機會的項目（Kaufmann，1997，第119 頁；Mauro，1993；Shleifer和Vishney ，1993）。
早期的改革者的確對過多的基礎設施建設不滿。在紐約，改革派市長哈夫•梅耶是19世紀70年代早期特威德醜聞之後當選市長的，他認為布魯克林橋就是對納稅人金錢的巨大浪費。選民在下一次選舉中又選了他，以報復坦慕尼協會。在20世紀之交，改革者們不再抱怨過多的基礎設施建設或者過多的服務提供。斯蒂芬斯以及與他同時代的人都沒有提及基礎設施過多的問題；相反許多改革者抱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太少了（Hays，1964）。顯然，腐敗的政客發現從選民和債券投資者認為值得建設的項目中為自己謀取私利是最容易的，也是最安全的。
建築合同是腐敗最有利可圖的來源，但是城市經營特許權的價值更高。19世紀晚期出現了幾個重要的產業，包括煤氣、電力和電車。在許多歐洲國家，這些服務是政府的責任，但是在美國，這些服務通過政府授予經營特權由私人企業經營。煤氣、電力以及公共運輸事業需要政府特許才能夠運營。經營一家建築公司會使人變得富有；而經營市政府特許的公用事業則把一個人變成鍍金時代的精英。由於進入這些行業是由政府控制的，因此腐敗是不可避免的。
斯蒂芬斯關注了壟斷競爭時期中葉的街區鐵路產業。他發現在6 個城市中有5 個城市的官員從他們對公共運輸特許權的控制中獲得了豐厚利潤，這5 個城市是聖路易斯、匹茲堡、費城、紐約和芝加哥。通過玩弄特許權而敲詐有軌電車公司的現象甚至有一個專有名詞，被稱為“權杖”（Steffens [1904] 1956，第156~158 頁）。
公共運輸事業腐敗只是市政腐敗的一個方面。公共汽車公司像他們的堂兄—長途鐵路運輸一樣，也在從事這一類的公司詭計。經理、企業主和金融家操縱普通股價格、設立建築公司、修建電車軌道，讓自己獲得超額回報，並投機於電車沿線的不動產（Hendrick ，1919；Jackson，1985）。在許多城市，市內有軌電車的經營者從不動產投機中獲取的利潤比經營有軌電車還要多。奧克蘭德的斯密斯、洛杉磯的亨利•亨廷頓、馬里蘭州的議員弗朗西斯修建有軌電車線路的目的就是出售郊區的不動產（Jackson，1987，第124 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