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犯罪活動有關的腐敗所帶來的成本並不是腐敗本身，它的成本通常也不限於犯罪帶來的成本。可以說，與犯罪活動有關的腐敗破壞了警察和司法體系，助長了暴力活動。現在酒類交易是合法的，但是非法的毒品交易是最有利可圖的，而且充滿了暴力，毒品交易是許多中心城市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嚴重問題。
市政府不僅僅管理犯罪，它還控制著使用城市街道以及鐵路調車場和碼頭的批准權（Teaford ，1984）。據斯蒂芬斯所說，腐敗的政客以及被任命的官員會把他們的監管權用於營利目的。在聖路易斯市，市議會上議院和下議院的立法者對“各種可能的授權都有價格表……活動倉庫、短道岔分別有一個價格；側道根據長度來收費，……街道改善花費更多；碼頭有精確的分類定價……沒有什麼是免費提供的”（Steffens [1904] 1957，第22~23 頁）。在匹茲堡，假如一位商人想要得到“一些市政的授權和特許權，例如鐵路的道岔、碼頭權利以及街道和小巷”，他可以直接去找克里斯•馬吉（Steffens [1904] 1957 ，第109 頁）。
這種腐敗——授予鐵路和碼頭的使用權以及在市政街道上建設的權利——使市政府可以獲得大製造企業所創造的利潤。斯蒂芬斯認為：“無所不在的大企業是政治腐敗的源泉”（Steffens [1904] 1957，第204 頁）。斯蒂芬斯把腐敗看成道德滑坡，因此他認為企業和政府雙方都應該負同樣的責任。
但是，使腐敗不斷發生的監管，例如有關衛生、就業、建築和酒業的監管，就是當時通過的許多改革之一。在美國，監管腐敗從來沒有嚴重到阻礙商業發展或者是削弱改革者提出新的建築和健康規則的地步。但是，對於限制監管腐敗的機制，我們並不是非常清楚。有可能是政府為了保護增長而限制監管腐敗。
另外一個可能是，產業向郊區轉移降低了城市的監管腐敗。在一個經濟體中，政府機構是最不能容忍監管減少的部門。斯蒂芬斯注意到，紐約市的監管腐敗受到了限制，因為“紐約市的大多數代表性大企業在那裡沒有工廠……最大和最重要的金融巨頭、賄賂者獨立於坦慕尼協會，雖然他們在其他州可能是賄賂者，但在紐約市內是誠實的公民”（Steffens [1904] 1957，第204 頁）。這表明隨著製造業遷出城外，監管腐敗在減少。但是監管腐敗也有可能扭曲城市與郊區之間的經濟活動分布。
路徑四：內幕交易
在1900年，內幕交易在華爾街很普遍，而且不是明顯的違法行為。從政治上來說，內部的秘密消息是有用的，而且多半是難以捉摸的行情，他們使政客賺錢，給某人提供了好處或賄賂，或者使自己受益
腐敗的最後一種形式是政客們所從事的內幕交易，當擁有私人信息的一方利用這些信息去做有利的買賣時，內幕交易就發生了。據斯蒂芬斯所說，在費城，存在著“預先知道公共設施改善的不動產交易商”。喬治•華盛頓•普倫凱特積極地從事內幕交易。“假設他們要建一座橋，有人向我洩露此事，我就在這座將要建的橋附近購買盡可能多的資產。以後我以較高的價格再賣出去……你不會嗎？這只不過就像在華爾街、在咖啡館或在棉花市場預測未來。這是誠實的賄賂”（Riordan [1905] 1994 ，第54頁）。在1900年，內幕交易在華爾街很普遍，而且不是明顯的違法行為。從政治上來說，內部的秘密消息是有用的，而且多半是難以捉摸的行情，他們使政客賺錢，給某人提供了好處或賄賂，或者使自己受益。內幕交易現在是非法的，這使得它已經有所減少但沒有完全消失。
內幕交易削弱了產權，可能會打擊市區內的不動產投資。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種機制，將政客們的利益與城市發展結合起來。投資於本地不動產或者擁有本地企業股票的政客有強烈的動機採用鼓勵增長的政策。有證據表明，選民對內幕交易沒有太多的反感。洛杉磯一直靠基礎設施投資來實現增長。洛杉磯的選民通常選舉他們可以相信的商人以及不動產開發商，讓他們採取促進增長的政策。例如，1898年選民選舉土地所有者和開發商弗雷德里克做了市長。他率先倡導用排水管把水從歐文斯河引入城市。大家都認為，這樣的引水項目將會提高其土地股權的價值。
以上是從1880~1930 年間美國城市主要的腐敗形式。我並不想用這些事例來說明腐敗有利於美國經濟。城市的政客們總想掠奪更多的財富，甚至不惜以增長為代價，但是他們也受到我們所提到的一些力量的限制，如開放的城市邊界、選民以及債券市場。為了說明這一點，讓我們考慮兩個涉及到操縱本地市場的不尋常的腐敗案例，在這兩個案例中，政客們逃脫了這些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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