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腐敗率是高還是低呢？一方面，即使在城市腐敗最嚴重的年份，15個城市中最多只有8 個被報道出腐敗。另一方面，《人名詞典》僅僅描寫了以較高頻率發生的腐敗，因此這些數字只是對腐敗行為的最低估計數字。在羅斯福新政時期，幾乎沒有城市可以免受腐敗的影響。布法羅是腐敗最少的城市，但依然被一個腐敗的政府管理了兩年。然而，這些城市中沒有一個城市總是腐敗。芝加哥是最腐敗的城市，據報道也曾被一個誠實的政府管理了12年。
簡而言之，證據表明腐敗是普遍現象，但是對腐敗的抵制也相當普遍。政治歷史表明在美國的城市中政治競爭和體制變遷是常有的事。甚至在最腐敗的時期，腐敗的市長和議員也是在一個可能會被投票出局的社會裡採取行動。
美國城市的增長和腐敗
在美國的城市裡，為什麼腐敗沒有導致較差的政府管理呢？縱容和壓制腐敗的力量都有哪些？
在這部分，我研究了縱容和壓制腐敗的力量。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已經就腐敗、腐敗、較差的政府和增長的關係進行過研究。腐敗和稅收一樣，通過降低經濟活動的收益而損壞經濟增長。因為腐敗會導致較差的政府管理，所以也會損害經濟增長（Kaufmann，1997；魏尚進和Shleifer，2000）。對比較成功的美國城市的一個解釋是，儘管存在腐敗，它們還有一個相對好的政府，但是這只是用一個難題替代了另一個難題而已。在美國的城市裡，為什麼腐敗沒有導致較差的政府管理呢？
從1880~1930 年，美國城市占主導地位的經濟特點是增長。腐敗對增長是有害的，但是增長也會吸引腐敗，特別是美國城市所欣賞的增長類型。這是一個併購運動和攫財大亨並存的時代，也是產業集中和壟斷利潤增長的時期。技術進步也使城市成為較有吸引力的地方，包括城市交通、供水、下水道、公共衛生和安全、教育、路橋以及警察和消防部門的改善。城市設施的改善意味著城市正在創造自己的租金。最後，城市人口的增長以及城市人口的多樣化損害了市政府舊有的結構，並且為有野心的政客提供了以一定價格滿足多樣化利益的機會。
抑制腐敗行為、鼓勵好的政府行為的最強大力量是城市之間的競爭。從1880~1930 年，為了促進增長，美國的城市之間存在著競爭。城市之間的競爭限制了城市腐敗。城市是小的開放經濟，為了吸引新的企業和公司，城市之間相互競爭。它們依靠當地的稅收，當它們需要借錢時，也依靠自己的信用；本地企業也要依靠城市外部的市場。城市不能控制進口，不能操縱其邊界以外的市場，也不能控制資本和勞動力的跨地區流動。
就像施萊弗和維什尼（Shleifer 和Vishny，1993）所解釋的，政府之間的競爭減少了腐敗。假如一個企業遇到了一個腐敗的政客，這位政客可以索要“壟斷”賄賂，同時會敲詐本應由企業享有的經濟利潤。為得到所需，假如企業可以應付許多政客中的任何一位，那麼政客之間的競爭必將會壓低索賄價。然而，假如每一個企業必須應付許多的政客，那麼賄賂應該是相當高的。就像上下游的壟斷者一樣，政客將會要價過高，把企業驅逐出商界，降低可以觀察到的賄賂水平，但卻增加了腐敗的成本。這個簡單的模型對分析美國城市很有用處。城市敏銳地知道它們之間會為新的商業和新的居民而競爭。選民關心他們的城市是否繁榮，政客們關心的是連任。隨著城市的發展，腐敗也變得更為有利，因此腐敗的政客比誠實的政客有更強的動機去促進城市發展（McGuire和Olson，1995；Olson，1991）。
城市的開放經濟也鼓勵本地精英支持好的政府和促進增長的政策。開放的城市邊界限制了腐敗的城市政府給依靠外部市場的本地產業提供各種優惠。正如克魯格（Krueger，1993）在她題為《良性和惡性循環》的文章裡指出的，政府官員和商人可能是同盟者。她比較了實行進口替代戰略和出口導向戰略的發展中國家的增長。在進口替代國家裡（在拉美是普遍的），本地商人變得依靠政府的貿易限制，並游說政府維持貿易限制。長此以往，經濟變得越來越落後，這迫使政府採用更多的限制政策以維繫進口替代產業的生存，這就是“惡性循環”。另一方面，一些國家（比如“亞洲虎”）以出口導向的政策開始，逐步形成了政治精英，這些精英更偏好對增長有利的政策，這就是“良性循環”。在美國的城市裡，當地的精英不會置身於政治之外，他們支持出口導向政策，需要好的政府和增長（Hays，1964）。
新政之前，對腐敗的另一個限制在於城市財政的獨立性，以及由此導致城市政府對當地稅基和全國性債券市場的依賴。雖然從法律上說，城市是州的產物，但是城市的日常開支和基礎設施建設貸款主要依靠他們自己的稅收，而不是依靠州和聯邦政府的資金。從1880~1930 年，城市進行了大規模的建設，主要依靠市政債券進行融資。市政債券市場是首先歸入政府監管的一部分金融產業。在19世紀70年代金融危機時期，許多城市被迫拖欠債務。因此，一些州政府進行了限制市政府借債的改革（Monkkonen，1996）。在很多州，借債規模被限制在和可以徵稅的城市不動產保持一定的比例，通常是5%。在一些州，如果沒有選民的投票，或者沒有建立一套償還債券的有保證的稅收收入機制，城市就不能發行債券（Nelson ，1997）。許多城市被迫公開它們的賬簿。這些規定確保了投資者願意購買市政債券，他們對城市的信心也由此樹立起來。19世紀70年代和大蕭條時期，大城市都沒有拖欠債務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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