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
美國城市的經驗表明，政府質量關係到腐敗的出現和消失。現代政策制定者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建立一個好的政府。許多保護美國城市政府免於腐敗的政治、經濟和地理條件—開放的城市邊界、自由選舉以及城市的財政獨立性—可以為現代國家提供政策選擇。但是美國的經驗也表明，強大的民主、市民機構（civil institutions），以及獨立的新聞媒體有助於抑制腐敗，也會提高政府的績效。建立這些制度是一個複雜的長期工程。最後，美國的經驗也表明必須把本地精英和政客的利益與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結合起來。在美國，不動產投資就緊緊地把政客、富人的財產與普通市民的財產連在了一起。在現代國家，法律改革，特別是土地所有權法律的改革，不僅僅為政治精英也為中產階級和窮人提供了土地所有權保護，這些都會推動好政府的形成。
政府結構改革的政策結論還不太清晰。在美國，城市政府的結構改革有助於政府提供更好的公共產品，並抑制腐敗，但是它不能保證未來的經濟增長。
底特律、克利夫蘭以及布法羅是城市改革的先鋒，它們延續了較長期的行政改革並進行了重大的機構調整。在進步主義時期，這三個城市均享受到了相對誠實的政府。但是，誠實的政府並不能保證未來的成功。1930~2000 年，《人名詞典》中15個大城市的人口平均縮減了7%。在同一時期，底特律、克利夫蘭和布法羅市的人口分別縮減了39% 、47% 以及49% 。我並不是說，改革導致了這些城市的人口急劇下降，而是說誠實的政府不能充分保證增長。
腐敗是一種帶有機會主義色彩的傳染病。當市民機構和政治制度羸弱無力的時候，它就成了一個問題。美國城市的腐敗和增長經驗揭示了地方性制度的重要性—民主、自由貿易、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場、不受管制的勞動力和產品市場、保護財產安全、法治、新聞自由以及政治上積極的全體公民組織成多種團體和協會—這些都會限制腐敗，並促使腐敗的政府改進其治理。這是否會成為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的理由現在還不清楚。一方面，這些結論表明我們也許無法根除腐敗，但我們應該集中精力建設強大的制度來制約腐敗。另一方面，強化一個貧窮而又治理不善的城市或國家的制度並不是一項簡單的任務。
（本文由南京大學經濟系 馮彩 譯 文中部分小標題和導語為編者所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