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香港一方面能不能爭取商界的支持，還有就是政府撥款方面， CPU（中央政策組）是有兩千萬。大學研究是很好，學者都不錯的。但是香港有這個情況，就是大學研究沒有問題，但是落實到真正的政策層面，考慮的問題需要更多。就像我們搞科研一樣的，創造了新的產品，但距離市場化就還有一大段路要走。所以在這一塊，能不能增加撥款，要看行政會議能不能做些事情。
還有一個，智庫的捐款能不能申請免稅，視同慈善機構，美國和歐洲都這麼做的。
（張志剛：可以，但要講得很清楚，跟稅務局講：我是不搞政治的，只是搞研究的，那就可以。很多為什麼很難，因為解釋不了，為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捐款就要徵稅）。
美國的智庫有三類的，一類就是研究型智庫，研究為主的，當然它有很多綜合型的；還有一種是合約式的，像蘭德公司；也有些專門游說的團隊，比如說傳統基金會也是這麼搞的，所以需要怎麼定位也是一個問題。
內地的特殊環境造就了特殊的智庫類型
第三個我覺得是人才，香港其實並不缺乏人才，因為香港是高度流動的社會，我看一個資料說，港大過去10年，曾經就培養了一百多位專門研究香港的博士。那麼去哪裡了呢？我想很多都可能去了商業機構。除了自己培養之外，我們可以從外面招進來大量的國際級人才。關鍵就是，如果解決了需求，解決了這個財政問題，我覺得人才倒不是個問題。人才你還可以培養，也可以引進。
那麼再一個我覺得是我們香港的研究機構，怎麼樣跟外面的機構進行合作。比如說像郭院長的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CDI），過去那麼多年我們合作了很多；還比如說，我們可以跟北京的、昆明來合作。合作做得好的話，對我們香港智庫的發展，其實也是很有幫助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