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然：香港不是一個很重視智庫研究的地方
說到這裡，感觸還是比較大的，就是香港可能本身就不是一個很重視研究的地方。整個政策的過程裡面，其實剛才也聊到了，就是我們說得好聽的可能是所謂經驗主義，但是其實從總體來說，就是對研究不是特別重視。
我舉一個例子，就是最近我一直在思考的，我們的研究從一開始就是要馬上見效果的，而我們對一些primary research（基礎研究）根本看都沒看過，想都沒想過。舉個例子，你看我們現在要說醫療改革，醫療改革的無數環節裡面，其中一個環節就是，醫療融資，冒出來的方案有十多個，但我為什麼最後用A不用B，或者用B不用C？並不是說A還是B還是C好一點，或者差一點。
政策最後就是一個價值判斷，一個價值的選擇。但我們現在其實對於香港整個，包括我們整個社會30年的變化，我們對整個香港的所謂價值觀也好，對香港市民的心態也好，其實我們沒有任何的掌握，也沒有做任何研究。連最基礎的市民在想什麼你都不知道的時候，你怎麼去選擇一個大家能夠接受的一個方向？我覺得這個就很重要，就是我們根本不重視研究的結果。
我在貴州工作過一段時間，我當時分管政策研究室的，內地在做政策決定的時候，對研究的重視程度比香港高很多。
（王春新：對，我深有同感，80年代一改革的時候，各個省都上去了。）
當時我要做個什麼政策，我們還有一些所謂的硬指標；比如說我要過一個方向的政策，起碼要專家論證之類。對這種硬指標，有些時候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就是走個過場，但實際做研究的，提出的、論證的都是專家；其實這個裡面，就很順暢地、很順利地、有機地融合進去整個決策過程裡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