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香港智庫現在把越來越多的資源放到倡議上，把產品面向“客戶”，即利益相關方推廣，包括開研討會、寫文章、做廣告，希望社會認可智庫的觀點。
香港智庫為何發展得不全面
第二個功能是政治人才的培養。在外國，政策和政治人才密不可分，剛才兩位都談到了，它們有“旋轉門”制度。智庫進可攻退可守，智庫的人可以從政，從政者退下來可以留在智庫裡，這是他們能發展的比較好的外部環境。香港政府是由公務員當中的政務官主導的，還有很多諮詢委員會。受政務官文化影響，長期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形成了幾種傾向。第一，重論據不重數據，尤其是傳統的政務官，他們由某種理念去帶動，不是很重視數據。第二，重市場不重長遠規劃，這對於智庫要著眼的長期規劃不利。第三，重顧問研究不重學者智庫，香港政府有很多顧問研究，版權屬於政府；學者和智庫比較獨立，顧問則是在設定框架之內做一些符合政府構想的東西。這三種傾向讓我們的智庫沒有發展的很全面。
在香港有規模的智庫屈指可數，十個都不到，很多與個別政黨或政治人物關係密切。而政黨在香港是很負面的概念，不少參政的組織首先是以智庫為名，導致很多人懷疑智庫的獨立性。香港大部份的智庫都走小而全路線，不同政策研究的多，深度不很夠，願意長時間做研究的人也比較少。
近幾年，智庫的湧現是件令人欣慰的事情。這個行業雖然我做了多年，惟社會認知度不高，我跟親朋好友說我是做政策研究的，大家都不太知道是什麼。更多的是問是不是當官員或要不要參選。經過政改和佔中以後，如果有更多年輕人願意花時間從事政策研究，對社會始終是件好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