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政策研究有特別的安排
很有趣的是，你說香港沒有政策研究嗎？不是，香港的政務官也是去做研究的。香港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安排，跟美國完全不一樣，那就是我們有一個很獨特的諮詢制度，由政府牽頭，政府官員當秘書，找來大學裡專門研究這方面的人和業界的老大來作諮詢。
比如說以前港英政府每年都跟外國搞貿易談判（trade negotiation），就是找那些上海幫的老大，因為他們對整個配額制度瞭若指掌。所以他們說也好，叫諮詢制度也好，我們這個諮詢制度基本上就扮演了部分政策研究的功能--那就是由政府部門的秘書長牽頭，找各方面的專家，八個人、十幾個人來做諮詢。當然，並不是所有諮詢架構都是這樣，有一些是政治吸納的，但有的就真的為解決某一方面的問題，而成立的諮詢架構，讓政府部門去找一些專家提供意見，香港沒有就到外國找。
香港的智庫若想真正發展 政府需要更多資金支持
你們剛才講的不適合智庫生存的土壤，就是我們目前的情況。未來如果你真的要發展，一定要政府拿錢。我們跟中央政策組的關係，是商業關係，研究項目都是我投標投得來的；若我們開價100萬元，人家開90萬元，那我們的項目就會被人家拿走。
我們跟那些商業機構完全沒有分別，我們跟中央政策組（Central Policy Unit, CPU）就是商業關係，它沒有支持我。我以前提過，作為一個智庫，不是什麼都能做的，我們專長在ABC三樣，那麼政府就應該是一個資源夥伴。好像政府搞的那些社福服務，某機構做盲人服務的，政府就給錢，專門做盲人輔導。某某機構做智障服務的，政府給錢就做了，年年給錢。但我們做研究，比如說我們做大陸跟香港融合，我們提港珠澳大橋，我們做這個研究，一毛錢都不給。這樣我們怎麼生存？這不可能的。你不給錢，你就要跟我買服務，我就當做一個公司的服務一模一樣嘛。
還有，我們要跟大學那些不用付薪水、不用付租金的教授做研究項目的投標，我怎麼跟他競爭？！
（郭萬達：明白，完全不同，我們碰到的在內地的情況也類似，投標跟大學競爭的時候，我們完全不等同，因為我是個機構，我們靠合同經費來運營，他是全部政府財政養的，所以他可以用很低的價格來競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