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而言，地方立法也有一定優勢。深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本來就有“地方立法”的特殊政策；個別地區的立法活動，成則可以推廣，敗也可控制。審視深圳《條例》，分總則、申請與受理、管理人、債務人財產、破產費用與共益債務、債權申報、債權人會議、重整、和解、破產清算、簡易程序、法律責任和附則，共計157條，也不乏“最長5年可以得到債務豁免”“設立管理人”等立法亮點。
但問題是，“個人破產”并不是一項只關乎一地的事情。在其他地區尚未“開通”的情況下，僅是深圳一地豁免個人債務，很容易讓不利後果“乾坤大挪移”，導致其他地方為此埋單。況且，《條例》規定的限制消費等措施，也需要外地通力配合，而一部效力有限的地方《條例》，并不能確保“令行禁止”“一呼百應”。此外，立法“個人破產”，也并非“真空地帶”，關涉諸多國家法律，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不可不慎重推行。
之前，浙江省溫州、台州等地法院開始審理若幹個人債務集中清理案，經管理人調查和法院審理後，對認定無失信行為的被執行人，通過“破產”予以實質性退出案件執行，這也被認為是暗行“個人破產”。但是，這種缺乏國家立法層面支持的“曲徑通幽”方式，注定難以持久，也難以經得起法律檢視。從這個角度說，“個人破產”立法，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不宜地方唱“獨角戲”。乘改革之東風，站在國家層面統籌推進立法，效果會比囿於一地“破冰”好得多。個人破產立法應下一盤更大的棋。（來源：經濟觀察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