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覺得，司法院在改革的時候，雖然找了民間的民意代表，也找了學者專家，也找了我們在朝在野的法官，但是，我一直認為，在大法官提名的時候──我曾經跟翁院長提議，我說這一次的大法官裡面，雖然每一個人都學有專精，唯一的遺憾就是沒有一個人是學法律社會學的學者；因為法律是一個社會的內在本質的反映跟外在問題的呈現，但是它內在本質就是隨著整個法律的實行，在人民之間隨著時間歷史文化社會條件，它不斷的會去作一些內化也好，作一些抗拒排拒也好，但是我們從來不知道要去做這樣的研究，而當你沒有做這樣的研究的時候，司法院當然就不知道要怎麼樣去做才能進一步符合人民期待的改革。
台灣的司法改革路還很遠
所以，談到台灣司法改革的方向，基本上，我們都知道有很多的問題要持續的去改革，但方法在哪裡？我覺得很多人，包括學界，都認為，最快的方法就是移植外國的。但我們都知道，移植，本身一定會有體質的差異跟排斥，這樣一個體質的差異跟排斥，我比較不客氣的說，台灣有很多的學者，最大的問題就在於他們到外國去念書，但他們對於外國司法體制的運作，並沒有辦法花時間去從它的歷史文化社會條件跟相關的配套機制一起去做瞭解；回到台灣後，他們就覺得外國的方法好。
另一個問題是，有些學者回到台灣後，又不像我們有實務經驗，我們至少知道整個實務的運作過程，其實是有外界所看不到的盲點。所以，如果我們的司法改革希望能夠有所謂的績效──我常常說，不是有法案的通過就叫司法改革，它其實在某個程度跟我們世俗的政治人物是一樣的。所謂世俗的政治人物的政績就是，我蓋了很多公共的建築，我在上面題名，不管它是不是蚊子館。如果台灣今天的司法改革也只是移植很多所謂的司法配套機制，就認為司法改革會成功，我覺得這個距離跟路途還很遙遠。
黃輝珍：接下來請蔡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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