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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光國 |
黃光國：司法改革簡單移植外國的體制 沒有結合台灣的文化背景
剛才幾位司法界的前輩談到，從1999年的司法改革會議之後，台灣的司法改革、司法體制有很大的進步，但現在還有很多人抱怨，還有很多問題需要改進。
至於如何改進，剛才太三兄提了一個觀念很重要，可是我覺得我們講得不夠，就是法律社會學的問題。這是甚麼意思呢？我在2010年12月號的《中國評論》（總第156期）寫了一篇文章，談“兩岸智庫的角色與功能”。我說，整個台灣，甚至大陸（我猜也會有類似的困難），或整個非西方社會的現代化，都是在接受西方的體制；很多人去留學，然後把西方的理論搬回來，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套用，而沒有建構自己的社會科學理論。由於搬來的理論不見得適用於自己的社會，沒有辦法用自己的文化特色去理解自己的社會問題，以致出現很多怪異現象。
所以我一直在強調，就是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問題。像司法改革的問題，其實像今天主持人擔任董事長的台灣綜合研究院，這種智庫就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的意思是說，要分析這樣的問題，必須一方面瞭解我們的文化傳統，一方面瞭解我們社會變遷的方向，兩者缺一不可。
這話怎麼說呢？我想從剛才幾位先生的發言講起。剛才太三兄講的一個概念很重要，就是司法文化的問題。我們到任何一個司法單位去看，它都有自己的文化，司法體系有自己的文化，甚至每一個法院都有自己的文化。
這個文化可以從兩個層面來講，一個層面是判決的品質。判決的品質剛才大家都談到，每個法官對法令有不同的見解，有不同的解釋，就有不同的判決。如果差異太大，就會造成別人的不諒解或不滿。可是不要忘掉，這個判決品質其實也受到法院本身文化的影響。比方說，剛才太三兄講，他以前在新竹遇到大家樂的案例，上級說大家樂要嚴加制止，可是很多法官都認為不合理，因為大家樂並不是甚麼大罪，要判人家重罪，我們絕不能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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