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上，中國遲至2001年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但中國在1979年改革開放加入全球分工之後，就借助這個體系迅速發展壯大。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進一步從全球分工體系的受益者成長為貢獻者和引領者，以超乎尋常的生產和製造能力成為全球供應鏈的關鍵力量。在近十年來美國不斷破壞和挑戰世界自由貿易體系和規則的時候，中國成為國際自由貿易理念的堅定信奉者和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的最強有力維護者。
台灣問題是這個秩序的產物。源於美國與社會主義陣營軍事和意識形態對抗的朝鮮戰爭是台灣問題產生的主要原因。美國因地緣政治或意識形態原因，把台灣納入它的保護傘下，作為與中國打交道的籌碼，在不同階段根據需要以不同方式打這張牌。這是台灣問題久拖不決的主要原因。拜登政府期間，美國還重拾舊秩序陣營對抗和意識形態對抗的老套路，用“民主對威權”的虛假敘事扭曲台灣問題的本質，動員美國盟國加入一個針對中國的西方涉台者陣營，挑戰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推動台灣問題國際化。
但戰後秩序也確認了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國際共識。把蔣介石集團趕出聯合國、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以來，聯合國始終堅持的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立場，構成了今天台灣定位的主要國際法基礎。這也是我們所說的台灣回歸中國成為中國一部分是戰後國際秩序組成部分的主要依據。
在戰後自由貿易體系基礎上形成的全球分工體系給兩岸關係帶來了經濟聯繫。台灣1960年調整經濟發展方向加入全球分工體系，大陸20年後對外開放也加入這個分工體系。台灣企業在20世紀80年代末來大陸投資，從傳統行業的中小企業開始逐漸擴大到高科技大企業。在互惠互利市場原則基礎上，加上大陸為台資企業提供的各種支持和優惠，台資企業以大陸為生產基地，利用大陸的成本優勢，依托自身與全球市場聯繫的優勢，在大陸發展壯大，鞏固了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大陸也成為台灣最重要的外匯收入來源。台資企業不僅對大陸的經濟增長和出口做出了貢獻，也帶來了資金、技術、就業、管理、國際市場知識。兩岸之間利用全球分工體系創造出一種獨具兩岸特色的特殊分工模式。兩岸都從這種強勁經濟聯繫中受益。這種經濟關係奠定了兩岸關係的基礎，促進了兩岸關係的全面發展。它為兩岸關係帶來了韌性，能夠經得起各種困難和衝擊。也為兩岸關係帶來了彈性，大陸的對台政策因此有了更多的選擇。大陸現在正在推動的兩岸融合發展，就是因為兩岸間有著密切的經濟聯繫才有可能。這是兩岸關係的一個獨特優勢。相較於現在的南北朝鮮關係和統一前的東西德國關係，這個特徵就更加明顯，也更加有意義。
舊秩序正在瓦解，新秩序正在形成中。中國經濟、科技和軍力的全面上升與全球南方國家的崛起所導致的一個多極化的世界正在不斷削弱美國的霸權，稀釋美國對世界的主導力。與此同時，美國的相對衰落改變了美國人的世界觀，美國國內的右翼勢力認為美國一手建立的曾經讓美國主導世界的舊秩序已經變得對美國不利。用特朗普的語言表述，就是世界各國都利用這個秩序占美國便宜。這種認識轉變導致美國全面從全球收縮。特朗普重新執政後的所作所為都旨在儘快結束這個舊秩序，建立一個擺脫國際義務、不再充當世界警察、唯有考慮美國利益的新秩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