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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北京辦事之前，李昆華的家鄉昆明剛剛發生了反PX活動，作為一家小公司的管理人員，他沒有參與抗議，但也上街圍觀了一番。李認為，昆明市政府的公關在國內歷次PX事件中是最主動的，但問題的焦點是出現了塔西佗效應——當政府失掉公信力時，不管它說的是真話還是假話，都沒有人相信。
“政府信用這件事，已經成為左右派的共識，甚至政府自己也不否認，只是（對待它的）態度不一樣而已。”李昆華說，“這裡有政府的責任，有輿論的責任，但經濟自由主義者在批評政府不透明時，不要忘記他們當初設計私有化方案時排除公眾參與、傷害公眾利益的前科，而這種傷害超越了一代人。”
在名為《中國自由主義20年的頽勢》的述評文章裡，學者秋風這樣分析改革話語近年的衰落：權貴私有化激起了輿論和民眾的不滿，擴大了貧富差距，尤其嚴重的是，這一過程總是伴隨著普通工人在沒有得到充分補償的情況下大規模下崗，從而製造了新的城市貧民群體。被醫療、教育、住房新三座大山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民眾無力辨析問題出在哪個部分，“於是採取了最簡單的辦法：你們叫得最響的東西，一定只對你們有利，而對我們不利。最後帶來的結果是，民眾反對‘市場’。”
出生於列寧格勒的哈佛大學教授斯維特蘭娜.博伊姆研究過後共產主義國家的懷舊心理：在俄羅斯，“懷舊變成了對付加速的變化節奏和經濟休克療法的抵禦機制”，一些人論證說，1990年代早期的經濟改革家把廣闊的民主和社會的議題都降低到經濟層面,盲目相信自由市場的拯救使命，而所謂的自由市場，在俄國遇到奇特的盟友，這就是蘇聯時期老練的黨務工作者，“在一個不顧民主社會議題的強大國家陰影裡宣揚市場，是符合這些人利益的。”
在全球化與可疑改革的奇怪結合下，後蘇聯時期的第一代俄羅斯青年本能地反對關於“改革”的辯論，他們稱“改革”為“民主大糞”，他們相信古拉格群島並不存在，只是傳播“民主病毒”的“改革派”新聞記者的宣傳，極右派擁抱納粹裝飾品、強硬的民族言論以及反猶主義，而極左派則主張返回MMM：馬克思、馬爾庫塞和毛澤東（Marx、Marcuse、M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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