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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柳昕畢業後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讀碩士，此後在薩塞克斯大學攻讀國際關係博士學位。今年2月，BBC裁員引發記者罷工,幾乎與此同時，薩塞克斯大學出於外包校園後勤服務的考慮要裁撤235名資深員工，“原因如出一轍，要提高效率”。“‘效率’這個詞在今天是何等的摧枯拉朽包治百病，大社會這種效率優先的理念，不僅鄙夷傳統的行政人員和公共事業從業者，還鄙夷一切不能立馬生成金錢的社會性事業。”在一篇抨擊新自由主義的文章裡，他頗為激憤地寫道。
柳昕與薩塞克斯大學的同學一度以遊行示威和占領校舍抗議這種私有化，英國惟一的綠黨議員卡羅琳.盧卡斯前來演說以示支持。她說：“這些崇尚效率的辦學理念執意要邊緣化人文與藝術，只告訴我們為了賺錢而存在的商科和為了延年益壽的醫科能夠讓人活到90歲，可如果沒了人文藝術，誰有興趣活到90歲？”最後校方還是按計劃推行了裁員。
柳昕說，和國內許多人一樣，他以前對西方有一種rosy picture（美好的想象），但當他離開“在啟蒙的現代性裡掙扎”的中國，來到英國，親眼目睹工人階級無力改變自己的困境（“他們只吃得起速凍蔬菜和怎麼煮也沒肉味的速凍雞肉”），外來勞工接受的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剝削，而那些畢業於哈羅與伊頓公學的人卻堂而皇之地保持著特權思想（“財政大臣認為自己沒有買票也應該坐一等座”），而不論選舉還是社運，這些民意表達機制通通無法撼動那龐大的“體制”時，“rosy picture破滅了，你迫切地需要尋找新的智識來源。”
剛好在店裡喝奶茶的大一學生盧龍一下子就被“我是人民，無數人的人民”這句歌詞觸動了。
柳昕並不諱言左派在英國是時髦的，也不否定他對智力精巧的迷戀，“隨著思維能力的上升，覺得自由主義缺乏歷史感，邏輯過於簡單。”但他認為更需要反思的是這個rosy picture背後的簡單邏輯。“國內許多年輕人的自由主義觀念是怎麼來的？在北京拿4000塊一個月，生活壓力很大，想當然認為西方人輕而易舉掙好幾萬，想當然認為自由選舉就可以保證每個人的聲音被聽到；還有人去機關辦事，遇到效率低下、臉色不好的，也認為這是不民主造成的，是政治體制的問題……要交擇校費、買不起阿瑪尼，任何小事都可以上升到政治制度的高度，他們不知道工資低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問題，官僚制度是現代性的問題，而從政治體制到擇校費，這背後到底有多少微觀機制？沒人關心，大家都喜歡重複簡單的論證方式。”
“民主是普世價值，但它只等於西方代議制和議會選舉嗎？”他在的SKYPE那頭問道。“事實上這個等號被劃上，是非常近的事情，而中國知識分子以非常不專業的方式參與了全球化霸權的塑造，而且這種話語被建構成一種常識，成了人們思維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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