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0年時，李昆華上了西安的一所大學，學旅遊管理。學校不算好，他到處旅行，去北京，去上海，聽各種講座。熟悉當年情形的人也許記得，這類講座會吸引一些游學的外地客，有些是善於發表長篇大論的民間思想家，有些則是嗷嗷待哺的知識青年。1982年出生的李昆華屬於後者，他到處聽講，到處買書，“特別辛苦地思考”，有人給他推薦自由主義學說，他花了一個星期，“不眠不休”讀了哈耶克的3本書，做了近萬字的讀書筆記。
柳昕比李昆華小3歲，2004年到2008年，他在中國人民大學讀國際政治專業。“特別右，有點激憤，喜歡他的人和不喜歡他的人一樣多。”一位師姐說起當時的柳昕。柳自己則說,當時接觸到的材料、表達方式都是偏自由派的，“你在國內感受到的是不自由。”在大三之前，他對純粹的政治樣式很感興趣，喜歡讀哈耶克、以賽亞.伯林這些頂尖自由主義思想家的著作，“讀完以後覺得自己無限接近真理，在網上和一群人對罵時，甚至覺得已經開始了政治實踐。”
丁博比柳昕又小了一歲。他剛進入江南一所名牌大學讀市場營銷時，一個師兄告訴他：在大學裡，除了考試，什麼都是可以“翹”的。不過他說自己大一的時候挺用功，讀了不少經濟學方面的專業書，包括茅於軾的《優分配原理》，“覺得寫得很不錯。”學校必選課照例有“毛澤東思想概論”，毛概老師講完毛澤東，開始講顧准，繼而講到“文革”。丁博說，當時老師點名問同學，你知道顧准嗎？你知道張志新嗎？你知道林昭嗎？看到學生們大多數都搖頭；老師痛心疾首：這課我實在沒法上下去了！課堂裡還有幾位韓國留學生（“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韓國人要上毛概”，丁說），老師又同他們：伊藤博文是被誰殺死的？韓國學生也搖頭。老師愈加痛心疾首：連韓國人也這樣！
二
如今回憶起來，丁博對那位老師在毛概課“講反毛的東西”不以為然，“要麼你不為五鬥米折腰，要麼你收人錢財與人消災。”5月29日，我第二次見到他時，他剛剛在單位度過最後一天，收拾的東西塞了一車。在北京市一家機關單位工作後，他決定辭職，回學校讀博士，專業是科學社會主義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他月薪4500元，房子是父母全款買的，在南三環，“家裡經濟條件太差的不會去做公務員，去做掙錢更多的工作了。”有同事抱怨工資低，他說，你和那些洗碗工比一比，你的工作量比她們的一半都不到，你比她們拿的多多了。
“問題是，你讀個本科、讀個研究生，不是為了去洗碗吧。”我說。
“關鍵是，公務員工作技術含量真的很低啊！”他說，自己的工作名義上是組織協調，但其實基本工作都安排好了，自己就是打電話傳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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