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奧運會後中國青年的圖景顯得更為複雜：有熱情擁抱中國崛起者，也有深深懷疑者；有像柳昕這樣，迷戀於托洛茨基，試圖以西方左派視角闡釋中國的海外留學生，也有李昆華這樣非專業出身、卻同樣抱著建立獨立左翼論述的本土人物——他如此自信，幾乎帶著一種“殺死父親”的口氣談論上兩代知識分子：“他們的內心深處還停留在才子佳人、帝王將相的一個世界圖景裡面，他們認為他們是創造歷史的主角，‘陣前苦鬥貔貅將，陣下旁觀草木兵’，也許在過去他們這種想法還有一定道理，但對於80後90後這些成長在新的社交網絡時代、有更方便國際流動的年輕人，顯得太無力、太渺小了。這是一個對於思考的人更加殘酷的時代，對人文知識分子來說，被時代淘汰的殘酷性，甚至會超過《幹校六記》。”
不過也許更多人還是像丁博一樣，經歷了“反動”或者“反動之反動”，依然猶豫和混沌著。丁很坦率地告訴我，自己的思想可能還會繼續變化，但往左還是往右他也說不准，“如果往右可能去社會上的NGO，往左就進一個五毛的單位吧。”關於這一點，人在海外的柳昕有自己的觀察：“這個時代太矛盾了，極度自卑和極度自信每天都在上演貼身肉搏。你去人人網看看那些對罵的小孩，個人資料都是一樣的，所以今天我們看到的一些東西，可能很重要，也可能不重要，他們都是很容易變的。”
丁博現在越讀書越覺得自己懂得少，而“文科生讀到了一定程度，就在自己的祖國變成了外國人，很難找到能理解你的人，但你到了國外，你還是一個外國人。就好像17世紀那些俄國思想家，在俄羅斯沉悶的空氣中，他們覺得自己是立陶宛人，可是等他們到了更自由的立陶宛，人家還是把他們當俄羅斯人。”
辭職之前，丁博去了一趟廣州，見到了那個曾就職於南方報業的研究生同學，同學已經離開新聞業，成了一位官員。畢業3年，丁博覺得大家都在往中間靠攏，彼此的共識越來越多，“他寫了3年文章，想要做一點實事，覺得到基層改變一點是一點，我幹了3年公務員，想回學校務點虛。”
他說，國內的馬克思主義研究還是偏文本的，“官方學術平台有點回避實證研究，所以我對工人階級的了解主要還是來自書本裡的刻板印象，比如說被壓迫啊，充滿著反抗精神啊之類的，但和實踐還是有脫節的。”好在，他的研究方向本來就是偏理論的，“我可能還是更適合坐而論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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