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開煌：觀察是否偏安的三個指標
我想先從甚麼叫“偏安”開始談起，再來談老師剛才指定的題目。我覺得在台灣“偏安”有兩種：一種是分裂式“偏安”，一種是維持現狀式“偏安”：台灣政府是哪一種“偏安”，其實有三個指標非常清楚。
第一個指標是政府的兩岸政策與大陸政策是不是有區分。李登輝剛剛接任，權力還不穩固的時候，我記得政府的“兩岸政策”，是以中國國民黨的“十三全”通過的“中國國民黨現階段大陸政策”案為根據。當中華民國政府的“兩岸政策”是在大陸政策指導之下，那個就不是偏安。因為大陸政策很清楚的就是必須落實在中國大陸的政策，我要對大陸做甚麼、我希望大陸是甚麼樣子，正如過去說“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或者是“自由民主均富統一中國”，都有一個情懷，那種情懷是我要大陸變成一個更好的社會，那個才真正是民族的情懷。在這樣一個大的思維底下，才談兩岸關係是甚麼！要做甚麼；所以如果沒有大陸政策，只有兩岸政策；或者說兩岸政策就等同於對外政策，那就是“偏安”。
第二個指標是政府如何使用“中國”一詞，馬“總統”在今（2011）年的新春茶話會中，要求“各部會首長，在公開場合談論兩岸關係或相關政策時，…應稱‘對岸’或是‘大陸’用字，避免提到中國，如“外交部”及其他政府單位公文也應比照辦理”，馬“總統”強調根據“憲法”精神對中共統治大陸“不承認其主權、不否認其治權”，這樣的“政治論述”，更應該要有“法律基礎”。馬“總統”的說法，在短時期內，在台灣社會可能沒有太大的影響力，但長期時間而言，對教育官方機構的公務人員正視而且回歸“憲法”的精神和法理，以便名正言順地處理兩岸關係，顯然大有助益。這就說明馬“總統”仍有心分享中國，有心糾正十餘年以來台灣人民，被不自覺的教育和導引成“偏安”心態。
第三個指標是，強調台灣主體性對我來說是OK的，但是你的“主體性”是不是以反中作為主體性的前提，一個人是湖南人、上海人、台灣人同時也必然中國人，這種多重的族群認同，原本也不是甚麼太了不起的問題，因為我們小時候認同就是從周邊開始，然後才去認同集體。然而多年來在台灣的族群認同，被教育成為只能有單一的地域認同，而且是一定要反對認同中國人，其實真正的主體性，可以來自於差異，絕不能來自反對；否則只是情緒化的自大的主體性，是有熱情無生命的主體性，民進黨與國民黨在認同議題上，最大的差別就在於，兩者在認同台灣主體性的本質上的差別。所以反應在所有的政策上，只要涉及中國，不反就是不愛台灣。
以上三個指標完全是負面的就是分裂式“偏安”，兼有部份的就是維持現狀式“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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