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和香港有相似點的是新加坡，新加坡的勞動力也不足，但採用的手段跟香港不一樣。據悉，如今新加坡有500多萬人口，本地公民衹佔370多萬，外勞約170萬，人口結構中有超過1/3是外勞。新加坡通過大規模引進外勞來維持經濟產業結構，新加坡能保持20%以上的製造業，是建立在它大規模剝削外勞的基礎上，這是一種特殊的制度設計。香港沒有辦法克服利益集團捆綁而大規模引進外勞，唯一對外勞開放的行業就是家政，包括建築業在內的其他行業都沒有大規模開放。
早期選舉時不敢得罪工會，害怕這些人投票都轉到反對派那邊去，不敢大規模引入外勞。今天政治上已經沒有那麼多顧慮，但對引進外勞還是採取一個很保守的態度。可見，在和各種利益團體博弈時，香港政府處在一個非常弱勢的狀態。
香港需要從管治結構和管治能力上有所變革
這個狀態下，想要推動由治及興、政策上推陳出新，是一個艱巨的挑戰，需要香港特區政府在管治體制上進一步改革。當然，這不僅是特區政府的任務，也需中央政府主動謀劃做好頂層設計。
當今體制下，推動新變革或培育新增長點比較困難。“十四五規劃”賦予香港八大中心定位，香港也願意培養相關產業，擺脫“積極不干預”思維。但就我做過的調研來看，發現整個政策的本質不是產業政策，而是一種被動的資源分配政策，這令人感觸很深。當某個產業需要支援，政府會撥款財政成立基金開放給業界申請，完全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同時因為用政府財政撥款，審批上又保守謹慎，不能亂花。整體來看，錢花出去了，政策的效果不太理想，科技和文化領域很多新政策就是如此，政府主要就是兩個手段，一方面是拿一筆錢出來資助業界，另一方面就是分配場地或空間。但資金和場地的使用需要由政府審批，這個流程注重公平性但很低效。
特區政府下一步如果想真正提升管治能力，推行大眾關切的重大政策，在土地房屋、民生等問題上有所突破，還是要從管治結構和管治能力上有所變革，這需要中央和特區政府兩方面在頂層設計上有一些新思維。這個工作對中央也是一個新課題。中央也很關心香港問題，領導人來港視察時都經常提到要“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港媒也在迷惑，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是什麼東西？講了這麼多年，大部分基本上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改善。因此我認為首先是管治上有所變革，才能解決政策層面創新改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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