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這個福利開支還在不斷增加，其中增加得最多的是社會福利經常性開支，由2017至18年度的653.5億元，大增49.1%至2021至22年度經修訂預算的974.49億元，《施政報告》更透露最終開支金額達1,057億元，升幅達62%。以政府各項開支計算，單單社福一項已佔政府整體經常開支約兩成（《林鄭政府福利開支大增》香港01，撰文鄭寶生，2022-06-21）。
福利陷阱的嚴重危害日益顯現，福利對產出成本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而且直接降低了香港產品的價格競爭力，更誘發各種利益團體不斷提高自我保護的利益藩籬。而高福利的普惠性質更讓香港社會作為一個講求競爭的國際商業大都會，已經失去了國際城市應有的人力資源調節功能，逐步積纍了大量低知識結構的群體。高福利還吸引了大批假難民，過去10年便花了85億元公帑處理假難民問題。其中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問題是，大量南亞移民以及大量非法入境者、假難民，已經對香港的社會治安形成嚴重的威脅。
港英政府撤退前給香港社會深挖的陷阱是必須得到足夠重視的。近年涉及南亞裔人士的惡性案件迅速上升。2022年頭4個月，有728名非華裔人士因涉嫌刑事罪行而被捕，當中有186人屬於持行街紙的假難民，逼近去年全年的總數，很多涉及暴力、毒品。搶劫案、傷人案甚至槍擊案，如果不認真處理，對香港社會治安將形成嚴重威脅，必然危及“由治及興”。
我認為，應該從現在開始，高度重視移民安全，對不利香港社會穩定的移民因素做出適當調整。
“由治及興”需要高水平的人力資源，但是大量低教育水平的移民無疑會增加財政負擔，負面影響“由治及興”。香港應該考慮調整部分移民政策，比如可以採取相應的評分制度，立法提高移民的整體素质。
福利造成的成本提高，在觀念上也誘導不同的利益團體為了爭取本團體利益不斷提高自身藩籬的高度。如果每一個利益團體都將自己的利益視為“神聖不可侵犯”，都爭先恐後地“以鄰為壑”；那麼在爭先恐後的極端利益訴求下，必定是香港總體成本的持續上升，與全社會競爭力的持續降低。
對一個利益團體林立的選舉社會而言，福利是衹能增加而不能減少的。這些年勞工團體經常為最低工資請願，最低工資也已經讓很多企業無法生存。其實美國的一些州，已經面對現實考慮取消類似的定制工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