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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永德 |
陳永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必須要非常清晰、具體的定位
今天討論的提綱涉及很多問題，我認為答案衹有一個，香港必須要辦好能幫助中央、幫助國家發展的事情。
在80年代,香港的金融中心主要是房地產、滙豐銀行，當時滙豐銀行佔了香港市場的70%。可以說香港就是滙豐，滙豐就是香港。
1998年金融風暴之後，香港的思維改變了。以前是香港跟國家說，我們能幫助解決國家所需,無論是資金、物資都可以。從1998年之後，我們每年7月1號之前媒體常愛猜測中央會給香港送什麼大禮包。送禮是可以的，一年兩年三年可以，但不能每年都送。香港特區政府不能每年都想中央給香港什麼禮包 ，而是要主動思考香港做什麼能符合國家需要，又讓香港受益,互惠雙贏？
香港很多專業都受到極端保護主義覆蓋。為什麼香港特區政府在完善了選舉制度之後，還是不敢動那些既得利益？除了對國內及海外醫生的限制，法律行業也有限制。法律畢業生要執業,便需要考PCLL（香港法律學深造證書 ），但香港有關學院對PCLL的位置有嚴格限制。如果香港每年有100個法律專業畢業生，那麼他們可能衹開辦輕微多於100個PCLL學額，例如110個，意味著這麼多從牛津、哈佛畢業回來的法學生，要去爭取10個位置。再舉一個國泰航空的例子。在疫情當中，政府要拯救國泰，買國泰航空的一批股權，還給他們買債券，國泰航空才能生存到今天。但是偏偏避免購買控股權。香港特區政府不敢管國泰，不敢動國泰，還要救國泰。
鄧議員剛剛的說法我非常認同，一定要全方位保持香港的國際化定位。香港一直都是國家的一座橋，如果沒有國際因素，橋就斷了。香港如今看起來越來越像一個國內大城市，我們也要去思考，在金融方面，我們到底有什麼可以做？我們不能假大空。特區政府過去許多年，在金融政策方面反復提到“我們要鞏固、推進國際金融中心地位”，30年前這麼說還可以，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到今天，必須要非常的具體的定位，清晰地告訴內地、本地和外部投資者香港能為他們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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