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頂級的生源，想要在知識密集的高科技研發與生產方面獲得長足發展，衹能求諸外來人才。而大量外來人才的介入，又會遭遇本地相關組織的抵制。目前在引進醫務人員方面遇到的阻力，是大家都已經看到的。
工業化基本上沒有“彎道超車”的可能，目前所有成功實現工業現代化的國家或經濟體，都是一步一步地從初始工業化進入第一次工業革命階段，然後在技術積纍、人才培養和市場需求的共同作用下，進入對創新發展需求大增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及其後的信息產業階段。
香港的再工業化面臨技術積纍、人才培養和成本控制的多重制約。首先是香港在回歸前對珠三角的製造業大轉移，雖然迅速通過內地低廉的勞工成本、土地成本和環保成本得到了大發展，為香港經濟集聚了大量財富，但是也終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階段的製造業在香港的生存與發展；再有當時的特區政府相關管理者不知道為什麼，將原本擁有的高科技產業基礎逐步剷除。世界著名的半導體公司摩托羅拉曾經在香港設厰，我2000年9月曾經專訪摩托羅拉（中國）電子有限公司副總裁杜紀彭。我當時從生產線外面的窗戶望進去，那些製造芯片的機器大約上百台，據說一台就要好幾百萬元。但是由於缺乏產業政策支持，摩托羅拉最後衹能關閉大埔的半導體工廠，技術人員流散。可以說，無論技術積纍還是人才儲備，香港目前都難以滿足對創新要求極高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需求。
這就使香港出現了一個非常尷尬的矛盾狀態：香港的人力資源成本、法律和會計等專業服務成本和土地資源成本已經超越了大部分成功實現工業現代化的國家，但是香港的技術積纍和人才培養，卻無法滿足第二次工業革命階段的知識密集產業的需求。就是說，以第一次工業革命水平的技術儲備與人力資源，無法真正規模化地展開第二次工業革命階段的產業競爭；而以第二次工業革命水平的薪金水平，生產第一次工業革命水平的產品，會因為成本太高而導致產品被市場拒絕。
所以，香港如果想要真正推動高科技的研發與高附加值的再工業化，不僅要有方向選擇的精準，更要在人力資源、技術儲備和土地資源等諸多方面進行全方位的“綜合治理”。
福利陷阱和利益藩籬的問題 必須得到高度重視
我們不得不佩服港英政府當年利用福利給回歸後的特區政府深挖陷阱的“深謀遠慮”。我當時外派香港重點採訪回歸新聞，1995年11月14日，港英政府社會福利署署長、愛爾蘭人冼德勤以《香港的社會福利制度——世界頂尖的制度》發表演講。他表示，當時香港社會福利的提升速度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1995年的社會福利開支是五年前的2.5倍，年增幅達27%。根據當時港英政府的規劃，到2000年香港的社會福利服務將達到第一世界國家的標準。當時在香港GDP平均增長5%的條件下，福利增長連續五年增長27%，5年復利計算下來，等於是香港的福利增長了330%。我當時親身感受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陳佐洱“車毀人亡”論在香港掀起的波濤，當時衹覺得港英政府試圖通過慷特區政府之慨拉攏市民，力圖延續其影響力，後來則發現這個福利陷阱對香港的競爭力危害極深。多年後陳佐洱在文章中透露，當時他們“詳加研究，發現英方早已將擴大香港的福利開支納入其實現‘體面撤退’的重要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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