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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平 |
王平：香港人力資源的矛盾與福利陷阱、利益藩籬
剛才聽了幾位專家的發言，很有啟發。我對“由治及興”，談一點我的看法。香港與美西方的關係，由於2019年的暴亂及其後的強化，香港已經對美西方來說進一步由“體制內”轉向“體制外”，例如與英聯邦的關聯。“由治及興”的難度在相當程度上失去了借力西方經濟體系的支撐點，更多地要依靠自己的決策與執行能力，實現自身的“由治及興”。
我覺得香港“由治及興”的關鍵之一，是解決人力資源素質與成本的矛盾問題。對香港的再工業化而言，這個矛盾如果不能解決，將會遇到很大的困難。而這個矛盾，與長期以來逐步強化的福利陷阱、利益藩籬密切相關。
人力資源素質與成本的矛盾是香港的短板
對於香港的“由治及興”，近年來有不少觀點，包括高科技產業，還有再工業化。而無論是發展高科技產業還是再工業化，都離不開人力資源的素質與成本問題。
對香港這樣一個人均GDP很高、生產成本和生活成本都非常高的城市型經濟來說，從事低附加值的工業生產肯定無法支撐整體經濟社會的需求，相信這也是很多人提出香港發展高科技產業的根本原因。
問題在於，從事高科技的研發與高增值製造業的生產，需要大批高素質的人才，但是香港長期形成的以薪資回報為先導的社會觀念，已經在每年的大學新生錄取上，將最優秀的理科生源輸送向醫學，最優秀的文科生源輸送向法律。據知，香港大學平均收生分數最低是工程系，收生分數的中位數是Best 5的25分，而入讀者的分數最低是23分。 而收生最高分的是“內外全科醫學士”，收生中位數達到（4個核心科+2個選修科）47分。
我1994年初來香港的時候，很快就注意到香港對“專業”的理解，與內地有著很大的不同。當時香港很多人喜歡報讀不同的培訓班，兩個月就算很長期的，很多都是一兩個星期獲得一張培訓證書，證明他們在某個領域的“專業資格”，有個朋友擁有幾十種證書，但是當時很少香港年輕人願意花兩三年去讀一個碩士學位。對當時的內地人來說，被公認的專業資格一般都要研究生學歷，現在更是需要博士生學歷。更為奇特的是，香港碩士生的失業率多年高於本科生。這種對“專業”的不同理解與追求，使得香港本地難以培養足夠量的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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